《三三》沈从文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1年11月。   

  

  这种生存从别人看来叫作“落后”,那无关系   

  

  看了一堆从世界各地寄来的新刊物,好像看完了一场台湾的大戏,留下一种兴奋和落寞交织的感觉。为一个没有固定意义的名词争论的文章在刊物上占了很大篇幅,但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沉默了两年。这种沉默,似乎接近了一点自暴自弃,一点衰老。是的,古人说,“玩东西会让我失去意志。”两年来,我似乎把自己和一种爱好捆绑在一起。我的爱好接近压制灵魂的石头和理想的剪刀。需要它,我的存在才能贴近地面,而不是化为虚无。通常我们遇到一个作家停笔一小会儿,就会觉得“这个人的文笔干巴巴的,很尴尬,因为他心里什么都没有”。这支笔我放了两年。我不尴尬。   

  

  沈从文(1902 -1988),湖南凤凰人。作家和历史文物学者。文学名著有小说《边城》 《长河》,小说集《萧萧》 《龙朱》 《虎雏》,散文集《湘行散记》 《湘西》。沈先生的文学创作诗情画意,纯净无瑕,为人们所称道,享誉中外文坛。   

  

  泉水在地下流动,火在灰烬中燃烧,但我从未在那固有的工作中继续使用。一个人证明自己存在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另一个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的作品;第一,通过自我反思和自我感觉来证明。我用了第二种方法。我走了一条僻静的路,这条路接近于生活克制的普通中年人的路。有点孤独,有点冷漠,但和别人一样,是“生存”。或者这种生存被别人称为“落后”,都无所谓。两千年前的庄周,似乎有点落后于当时很多人。那些善于论辩的军事家,善于杀人的将军,早就都死了。时至今日,当你我读《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沈从文谈中式美学》的时候,我们面前似乎还有一个衣着寒酸、目中无人、相貌平凡的落后中年人。   

  

  我不写作,但是我在思考写作对于我们生活的意义,对于这个社会明天可能的意义。我想起了三千年来很多人,他们是怎么用他的手的。对某些人来说,一千年或三千年后,那只手仍然有力量抓住大多数人的神经或感情,抑制它,放松它,收紧它。这是一只神奇的手。每个人的手都是一样的,五个手指,指甲尖有一片微红,关节处有一些微涡和小皱纹,背部皮肤下藏着一点青色的肌腱。然而,有些人的手似乎很神奇。我们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手变成魔手吗?只要我们愿意,有没有可能让自己的手变得光彩照人?   

  

  我知道我们的手只是一座从一颗心到另一颗心的桥梁,而建造这座桥梁的材料是不同的,比如金、玉、木、石(建筑或雕塑),色线(绘画),看似简单又复杂的符号(音乐),还有文字,各种不同的文字。也可以简单进取。比如,当你和一个年轻女子在一个地方,用沉默和微笑代替言语还不够的时候,它的小活动就能拉近一颗心和一颗心的距离。既然是桥,自然是贵的便宜的。将军胜利了,小贩贸易也胜利了。有人用它来雕刻大同的石窟和和田的碧玉,还有人用它来编苇席和刮小耳朵。宋人的大画,比如故宫博物院的《秋水》,《马蹄》,都是手工制作的。《雪山图》是一个人写的。《洞天山堂》也是一个人写的。既然是桥梁,当然有各种人性,道德可以通过,罪恶不能拒绝。只看那个人怎么用,怎么善于用心用。   

  

  大多数人知道要出路,不知道要脑子   

  

  提到道德和罪恶,让我感到有些困惑。我不关注我的手能否拒绝罪恶,但我想仔细说清楚罪恶或道德这两个术语。和往常一样,对这两个名词极度在意的人,是那些不太在意其含义的人。我们想知道。例如,当做面包的人知道面包,并意识到它的不合适,这两个术语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文学史总是在“言志”和“表道”的意义上。大家都说艺术应该有道德要求。这个概念假设可以存在,创造的最低效果应该是通过把握共同的人性来满足自己与他人的交流。得到满足使人感到快乐和鼓舞,从而形成一种奋进的勇气和信心。这种效果的达成可以说是道德上的。   

  

  但是对比现在的趋势,一般认为制造一点谣言,使之虚假是不道德的。但是,如果它能满足一部分人,有时被一部分人作为“战略应用”,似乎又是道德的。道德是随着人和事而变化的,哪怕和罪是两个名词,其实也是可以一直切换或者混淆的。牧师对道德特别敏感。出于道德原因,他总是拿着一本《史记》的书。当他去他妻子的妻子的妻子的妻子的妻子的妻子的妻子的妻子的妻子的妻子的妻子的妻子的妻子的妻子的妻子的妻子的妻子的妻子的妻子的妻子的妻子的妻子的妻子的妻子的妻子的妻子的一个律师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当家里的孩子被开水烫伤时,他最有道德的书是一本新的和旧的,《肉蒲团》。如果道德与人类的向上需求相邻,有人需要《圣经》的副本,有人需要《丹方大全》的副本,但我的一个密友需要我写一封充满温暖又带点惆怅的甜蜜的信,因为他在等这封信,我知道!如果说大部分需求是道德上的,其实和往常一样,大部分需求是一个作家不可能按需给予的。大部分伟大的作品,因为“存在”而成为大多数人的需求。不是因为大多数“需要”,它   

因之“产生”。我的手是来照需要写一本《圣经》,或一本《太上感应篇》,还是好好地回我那个朋友一封信,很明显的是我可以在三者之间随意选择。我在选择。但当我能够下笔时,我一定已经忘掉了道德和罪恶,也同时忘了那个多数。

  

电视剧改编版《边城》(1984)剧照。

  

我始终不了解一个作者把“作品”与为“多数”连缀起来,努力使作品庸俗、雷同、无个性、无特性,却又希望它长久存在,以为它因此就能够长久存在,这一个观念如何能够成立。溪面群飞的蜻蜓够多了,倘若有那么一匹小生物,倦于骚扰,独自休息在一个岩石上或一片芦叶上,这休息,且是准备看一种更有意义的振翅,这休息不十分坏。我想,沉默两年不是一段长久的时间,若果事情能照我愿意做的做去,我还必须把这分沉默延长一点。

  

这也许近于逃遁,一种对于多数骚扰的逃遁。人到底比蜻蜓不同,生活复杂得多,神经发达得多。也必然有反应,被刺激过后的反应。也必然有直觉,基于动物求生的直觉。但自然既使人脑子进化得特别大,好像就是凡事多想一想,许可人向深处走,向远处走,向高处走。思索是人的权利,也是人其所能生存能进步的工具。什么人自愿抛弃这种权利,那是个人的自由,正如一个酒徒用剧烈酒精燃烧自己的血液,是酒徒的自由。可是如果他放下了那个生存进步的工具,以为用另外一种简单方式可以生存,尤其是一个作者,一个企图用手作为桥梁,通过一种理想,希望作品存在,与肉体脱离而还能独立存在若干年,与事实似乎不合。自杀不是求生的方式,谐俗其实也不尽是求生的方式。作品能存在,仰赖读者,然对读者在乎启发,不在乎媚悦。通俗作品能够在读者间存在的事实正多,然“通俗”与“庸俗”却又稍稍不同。无思索的一唱百和,内容与外形的一致摹仿,不可避免必陷于庸俗。庸俗既不能增人气力,也不能益人智慧。在行为上一个人若带着教训神气向旁人说:“人应当用手足同时走路,因为它合乎大多数的动物本性或习惯。”说这种话的人,很少不被人当作疯子。然而在文学创作上,类似的教训对作家却居然大有影响。原因简单,就是大多数人知道要出路,不知道要脑子。随波逐流容易见好,独立逆风需要魄力。

  

本文经出版方授权摘编自《三三》一书,原题为《沉默》,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文作者|沈从文

  

摘编|张婷

  

编辑|罗东